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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股票配资:人民日报:教育减负是大方向 如何减是真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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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天,一篇名为《南京家长已疯》的文章刷屏了。

  文章称,南京中小学生正遭遇如下情形:“不许补课,不许考试,不许公布分数,不许按成绩分班”“突击检查学校,甚至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‘违禁物品’——卷子,课外辅导教材,作业本”“减少课时,提前放学,下午3点已经可以坐在家里”……

  对此,南京教育部门回应:确实开展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,“但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、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,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。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。”面对争议迅速回应、承诺纠偏,这样的积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。此事折射出的中小学生“减负”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,也值得更深入地探讨。

  应该明确的是,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掉过重课业负担,是重要且必要的。在一些地方,还存在考试过于频繁、课程随意增加难度、作业过多等问题,学业的“军备竞赛”确实存在,也催生了许多“大书包”“小眼镜”。为此,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,明确提出:坚决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重。


  实事求是地说,不管是学校、家长还是学生,都不希望“死读书”,但大体认同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。而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短缺的条件下,竞争压力前移在所难免。因此,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压力过分前移,一方面也要正视压力的客观存在。现实逻辑告诉我们,对绝大多数人而言,作为选拔的考试及必要的课业训练,仍是必需品,零压力的“快乐教育”并不可行。移除了必需品,又提不出替代品,才会诱发更大社会焦虑。

  换句话说,拒绝填鸭式教育,不等于完全放养;不要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,不是说不要考试了;防止负担过重,也不是要制造教育真空。无论各地政策怎么定,都应落在理性区间内,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否则,类似“减负=制造学渣”的质疑一定会出现,会反过来消解改革中有效的部分。

  “减负”的方向不会变,但怎么“减负”则值得探索。学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,基本上是“标准件”,而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。比如,在教育发达的地方,素质教育的呼声更高;在人口大省,各方对升学率的诉求相对更高;那些照顾子女不便的父母,则很希望学校延长教学时间、提供有效托管。这些围绕“减负”的不同视角,本身就折射教育均等化之路任重道远。那么,在这些不同关切中,“公约数”是什么?或许,不是简单的减负,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个“标准件”的整体质量。


  在这个过程中,“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,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”依然是重中之重。今天,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已是全社会共识,但素质教育不等于教学质量的打折。对于“教师认真批改作业”“强化面批讲解”“上好每一堂课”,学生与家长的期待只会提升不会降低。因此,在减负举措的具体执行中,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简单化、形式化、机械化,这才能够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。


 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,我们总是免不了这样去掂量:它距离公众期待是近了还是远了?是在纾解压力还是在制造焦虑?对于各地教育部门而言,就要考虑到减负后的连锁反应,提前作好政策制定的沙盘推演。比如,在考试难度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,学校里放学早了、教得少了,必然导致学生涌向课外补习班;再如,家校之间其实是个连通器,老师不再布置作业、批改作业,压力就会平移到家长身上,无非沦为家长出题或者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。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,呼吁治理者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、多些精细化管理思维,在政策出台、执行过程中,多吸收一线教师的建议,多听听家长与孩子的心声。

  其实,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,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根基准线,即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不差,而且在全球还很有竞争力。比如,上海中学生在2009和2012年两次参加OECD发起开展的“国际学生测试项目”(PISA)均取得世界第一,剑桥大学早几年就认可了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入学申请指标,而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看,扎实的基础教育正是中国人才红利不断释放的重要源泉。从这个角度看,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,也应把握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,改革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、巩固既有优势而非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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